威廉·邓恩爵士生物化学研究所（Sir William Dunn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）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，由威廉·邓恩爵士的遗产捐赠建立，它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前身。该研究所是根据沃尔特·莫利·弗莱彻（Walter Morley Fletcher）的建议为弗雷德里克·高兰·霍普金斯（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）设立的，于1924年开放，并推动了霍普金斯生物化学学派（Hopkins's school of biochemistry）的发展。霍普金斯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至两次世界大战间主导了生物化学学科，培养了下一代众多生物化学领域的领军人物，而邓恩的捐赠也开启了生物化学快速扩张的时期。
1918年，威廉·邓恩爵士遗产的一位受托人接触了剑桥生物学家威廉·贝特·哈迪（William Bate Hardy），探讨将邓恩的部分遗产用于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的可能性。哈迪将受托人（查尔斯·D·塞利格曼，Charles D. Seligman）引荐给了医学研究委员会（Medical Research Council）的秘书沃尔特·莫利·弗莱彻。与当时的许多慈善事业一样，邓恩遗产也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“预防性”慈善事业（而非直接援助贫困者），即资助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。1919年至1925年间，弗莱彻说服邓恩受托人将近50万英镑投入生物医学研究。[Kohler, From medical chemistry to biochemistry, pp. 76-79]
弗莱彻是弗雷德里克·高兰·霍普金斯的长期朋友和机构盟友，霍普金斯是一位开创性的生物化学家，他试图将“普通生物化学”（general biochemistry）建立为一个独立于医学生理学或有机化学的领域，使其更属于生物学而非医学。弗莱彻为邓恩遗产资助霍普金斯的提案进行了游说，而当时提交的资助提案超过了500份。[Kohler, "Walter Fletcher, F. G. Hopkins, and the Dunn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", pp. 332-333] 到1919年底，弗莱彻正在谈判一笔可观的捐赠，以使霍普金斯能够创建一个完全致力于生物化学的研究所。这笔最终约为21万英镑的捐赠获得批准，扭转了霍普金斯研究团队的颓势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，该团队一直因学术职位、研究空间和优秀学生的短缺而发展受阻。随着资金到位，霍普金斯的团队从1920年的10名研究人员扩大到1925年的59名；他们于1922年开始使用捐赠资金，并于1924年正式开放了邓恩生物化学研究所。霍普金斯成为首任威廉·邓恩爵士生物化学教授和剑桥大学新成立的生物化学系主任，他聘请了涵盖他所认为的广泛、正当的生物化学整个领域的各类专业研究人员。[Kohler, From medical chemistry to biochemistry, pp. 80-82]
霍普金斯的学派设在邓恩研究所内，既多产又极具影响力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《生物化学杂志》（Biochemical Journal）上40%的论文由霍普金斯和其他剑桥生物化学家撰写。霍普金斯的“普通生物化学”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拥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（不同于德国，那里只有零星几个生物化学教授职位），但又不依赖于医学院（不同于美国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化学系）。[Kohler, "Walter Fletcher, F. G. Hopkins, and the Dunn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", pp. 330-332]
霍普金斯领导下的邓恩研究所还有一个在当时不同寻常的特点：霍普金斯在聘用时并未歧视犹太科学家，这与当时绝大多数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的大学及医学院不同。这或许帮助霍普金斯组建了如此强大的研究团队，因为有才华的犹太生物化学家别无选择。[Kornberg, For the Love of Enzymes, pp. 312-313]